每一次工业化阶段转换的背后，都是与相应的生产力和生产方式相匹配的经济制度的转换和调整。对于后发工业化国家，由于工业化过程在时间上被高度压缩，这种制度调整的频率和幅度肯定会相应加大，但由于制度相对于经济来说是慢变量，由此而导致制度的转换和调整难度也成倍地放大。因此，人们通常所说的“中等收入陷阱”，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落入了路径依赖和体制僵化的“制度陷阱”，结果导致工业化进程受阻和产业结构升级停滞。未来10年能否释放“结构效应”，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和产业结构的升级，关键要看能否认真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消除“制度陷阱”，创造制度红利。
    消除“制度陷阱”，就是要通过改革，消除现有体制机制中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以及产业结构升级不相适应的地方。以当前社会广泛关注的产能过剩问题为例，不仅传统的钢铁、建筑钢材等行业出现库存积压，光伏产业、风电设备等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市场具有优胜劣汰、自我修复的功能，一般不会出现某个行业长期的产能过剩现象。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却久治不愈，深究之后会发现体制因素是关键。官员政绩的GDP考核制度，中央和地方财权和事权不匹配，都加剧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如果不突破现有的体制框架，优化资源配置，抑制盲目投资，消除产能过剩的政策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创造制度红利，就是通过创新体制机制，为产业结构升级创造有利条件和发展空间。要将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所需要的体制机制，作为创造“制度红利”的突破口，按照“非禁即准”的原则完善市场准入管理，扶持新兴企业和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进一步完善税收激励政策，针对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智力投入高、进项抵扣少的特点，在实行所得税优惠政策的基础上探索增值税减免的办法。将金融创新和技术创新结合起来，对中小企业研发阶段起到孵化器作用的风险投资、天使基金和私募股权投资，应在有效监管的前提下鼓励其发展。